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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学术争鸣www.hlmsw.cn,6.71b ai

  作者: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贾斯廷・罗森博格

  译者:吉林大学《史学集刊》编辑部编审 宋鸥

  内容提要: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国际理论/政治学/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historical sociology/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theory/Political Science/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几乎有一个世纪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首次设立国际关系学教席,其后百年无疑见证了种种可贺的事件,未来仍将有许多东西值得庆祝。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公众对国际事务重要性的认知获得极大的提升。在高等教育的各部门,有关国际研究的课程激增。国际关系学科本身也以一种真正不同凡响的方式向前发展,它从一项相当狭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冷战的军事与外交关系――转换成某些时候看似是一门普世的学科:一个欣欣向荣的知识中心,其思想与方法从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引入,各学科在此交汇,充斥着丰富与众说纷纭的辩论与创新。

  然而,今天的国际关系学同样也在经历一种知识信任危机。2013年,《欧洲国际关系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编辑们发起了一期名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的特刊,指出将该学科塑造为一个整体的最基本的辩论“现在正在平息下来,并且……该学科已经进入一个理论构建在很大程度上被更加狭窄的假说检验活动所取代的时期”。①与此相反,奥利・维夫(Ole Waever)认为,相对于从前,今天的国际关系学理论性更强,只是它并非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从其他学科引入的理论。②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则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这些理论呈碎片化形式存在于多种知识“阵营”,并只能借助于其自身的营火而为人所见,而且不再参与就共同主题发起的共享对话。她声续发性癫痫病是否会遗传称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有这种可能――“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已经走向尽头”。③

  然而,倘若如此,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理论显然并未被明确地觉察到走向了终结。因为正如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最近所表明的那样,国际关系理论的外部影响或多或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国际关系学确实从学科外引入了多种概念、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科与社会/人文学科的交流几乎是单向的,并且对我们不利”。④过去,人们为国际关系学没能产生影响其他领域的大思想而感到遗憾,⑤但是今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国际关系学的凭据(credentials)显然仍不能令人信服,以至于2015年《政治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应该放弃国际关系学分支吗?》的文章。在该文中,作者思索了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关系学分支是否应该被放弃,其部件是否应被分配给新的分支学科,即冲突、机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行为。”⑥布朗的结论是眼下国际关系学应该被保留,主要是因为如果将其分解,会在几个替代学科内产生新的边界问题。没有迹象表明国际关系学自身对社会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何解释这一特殊情形?作为一门专业,国际关系学的繁盛为什么无法摆脱挫败感和脆弱性?对于这种情况能做些什么?

  在本文中,我力图分三个主要步骤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认为从较深层次上剖析,国际关系学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它是作为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延伸而出现的,一直被困在一个借入的本体论中,我将其称为“政治学的囚笼”。

  随后我论述了这一结果完全不是必然的。正如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这些更为成熟的学科一样,国际关系学也是建立在有关社会世界的基本事实之上,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都充满了意义。人类世界由共存的诸社会的多样性构成。了解如何从知识方面掌握这一事实,如何超越有关地缘政治的狭隘观点去拓展自身,并且如何由此去发掘国际关系学对其他研究领域的意义,这一切是确立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发展出能够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话的思想之关键。

  最后,我提供了这种思想的一个范例――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多样性这一事实)。结果,它使我们能够重塑对于“国际”(international)⑦自身的理解,重新设想国际关系学挣脱政治学的囚笼,并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影响其他学科的主旨,从而进一步拓展自身。

  一、政治学的囚笼

  那么,什么是“政治学的囚笼”?国际关系学创始文本之一 ――爱德华・卡尔(E.H.Carr)的《二十年危机》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诚然,该文本的基础性地位需要审慎看待。此书的修辞结构――尤其是卡尔关于治癫痫病医院怎么样国际关系学处于初创期,以及他所谓“乌托邦式”对手的立场的断言――激发了一部旨在强化自身的饱受质疑的思想史。⑨不过,卡尔依然通过同样的修辞逻辑,准许自己返回到首要原则(first principles)并就国际关系研究自身做出基本论证。国际关系学的起点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它的主旨?涉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时它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卡尔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引起我们反思自己的基本假设,它们也能够使我们看到政治学的囚笼,尽管它还在建造中。

  有关这部分论述出现在《二十年危机》第三部分第七章。此前卡尔全神贯注于两个预备步骤。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陈述了自己有关知识学科形成的一般观点,认为各学科的形成是为了回应人类某些迫切的需求。由于这一意图先于并且塑造了新问题,从而导致出现一个起始的、前科学阶段。他指出,在该阶段“意愿或者意图的成分非常强烈,对于事实与手段的分析倾向则是薄弱或者不存在的”。只有当这一初始阶段的乌托邦式的方案招致失败时,新学科才被迫从志向转向分析。对于该项研究创立宗旨的现实批判则促使它脱离“婴孩及乌托邦时期”,并确立“被视为一门科学的主张”。⑩

  在第二部分(第三章至六章)中,卡尔将这一模式应用到“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上。这门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新学科唤起了利益和谐的自由信条,目的在于断言构建和平世界的可能性。其设计的集体安全计划的灾难性失败,揭示出这些方案远非建立在对国际政治准确分析基础之上。自由信条自身也成为无情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牺牲品,被揭露为守成诸大国的合法的意识形态。

  这就为卡尔致力于其论证中的建设性部分,并从首要原则中重建“国际政治学”设置了场景,这正是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起初看上去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第七章开篇他告诉人们:“人类(Man)是群居动物。”(11)让我们用“humanity”(“人类”)更换“man”(“人类”)来移除性别歧视的观点。这样一来卡尔看起来已经径直走向了关于人类世界的普遍事实,这应当是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的经验主义与理论起点:诸社会实体多样性的共存。当然,如果此时系统地反思这一点,他将会揭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对于一般社会存在的意义。国际关系的学科凭据将会牢固确立起来。

  但是很可惜,正如读者将要看到的那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非如此。当卡尔谈论人类常常生活于群体之中时,他只是偶尔使用复数名词“groups”,他所指的并不是多样性社会的共存。实际上他所提及的是这一事实,即人类从根本上说是共同生活于群体中的社会动物,他们并非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甚至这一明显的一般社会本体论假设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手段,用于通向他实际上想要做出的关于政治学的基本陈述。因为作为个体的人类总是存在于某种社会群体中,“群体的一种功能就是调节成员间的关四平知名癫痫病医院系”。随后他立即补充道:“政治就是要处理这类有组织的永久或半永久群体成员的行为”。(12)

  卡尔继续补充了三个深层次观点。首先,这一行为既显示了个人利己主义和自我主张的倾向,又展示出合作与社会性能力;其次,尽管政治社会,即国家,作为强制性联合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同时依靠强制与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社会也表现出二元性。二者对于政治学本身的性质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这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学”的“幼稚”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还没有接受关于其主旨的基本事实。只有当最初的乌托邦意愿被大量现实主义分析所抵消时,这一新领域才能走出婴儿期,并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平起平坐。

  在某种意义上很难反对这一连串的推理。毕竟,卡尔将第七章的题目设定为“政治的实质”。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强调亚里士多德无可争辩的论断――因为人类生活于群体当中,人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动物。

  然而,这里发生了某些奇怪的事情。在《二十年危机》的开篇,卡尔指出国际政治学(而不是政治学)是一门刚刚起步的科学。第七章的目的是阐述国际政治学各项重大前提――那些能够促进这一新科学发展的前提。虽然本章开篇似乎是关于国际环境的假设,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只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卡尔所论证的是社会群体内部的关系而不是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整个这一简短却关键一章的其余部分,它就停留在那里,直到最后,卡尔才提出应该把对政治实质本身的认识应用于国际政治。(13)

  这就是问题所在。爱德华・卡尔据称是在为国际关系学科奠定基础。但是他的研究路径并非去确认国际政治自身可能包含的独特的前提,相反是将政治学的前提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这种做法将国际关系学建立在从政治学借鉴的本体论基础之上。这是政治权力(在缺乏中央权威的情况下运转)的本体论,而不是国际政治自身的本体论。当然,在这一点上卡尔并不是孤例,很难想象国际关系领域会有一本权威性著作用其他术语来界定这个学科。直到现在,国际关系几乎都在政治系或政治学系讲授。事实上,贬低国际关系学“无政府”特性的意义并不是当下争论的一部分。那么卡尔的程序(procedure)究竟有什么问题?为找到答案,我们必须简略地思索一下各个学科的本质。

  对于人类世界的研究可以分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们经常会因社会性知识的碎片化合成(带有地方主义和物化倾向)而感到叹息。C.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曾警告道:“面对多样性的社会生活,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合理地划分了手头的工作。”对于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来说,现代各学科的创建是“致命弯道”,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认为现行的学科星座产生于19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枣庄癫痫哪家医院好胜利”。(14)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各学科产生怀疑,不过它们所体现的劳动分工也带来了益处。无论是偶然还是设计,每个学科都突出了社会现实的一个特定纬度,并使其成为有组织的探索的对象。它既分析自身的特性,也探讨其对于更广泛的人类事务的意义及与后者的相互关联。作为专门化的结果,这种解析可能会比采取其他方式来得更为深刻。

  例如,通过这种方式,地理学强调下述事实:人类世界和自然物质世界皆跨越三维空间而存在。人类地理学研究社会生活空间秩序的重要性及这一空间自身在不同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社会生产方式。它使用空间的一个中心点去构建对人类世界的分析。(15)正如罗伯特・道奇森(Robert Dodgshon)曾经说过的,地理学的特殊任务是“表明互动与过程(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还是仪式方面的互动与过程)是怎样在空间中配置的,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的结构如何具有内在意义与作用,或有损于其意义和作用”。(16)因此,地理学作为一种知识实践的存在包含我们在空间中的存在。

  相比之下,历史学科或许会被认为不具备这种核心本体论中心,因为它过于宽泛。但事实上,所有历史思维在知识、认同与能动作用的生产过程中都涉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结合。它包含我们在时间中的存在,从这一关联中产生了它在实践和元理论(meta-theoretical)方面对于历史特性、年代学、因果关系顺序和解释方法的叙述形式(narrative forms of explanatory method)的关注。正如乔・古尔蒂(Jo Guldi)和戴维・阿米蒂(David Armitage)最近所指出的:

  全方位的时间是历史学家的专门领域……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对于其同类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而言则较为次要。历史学家永远不能摆脱时间因素。它阻碍并拖累了我们的研究,但同时也界定了我们的研究。这是我们挖掘的土壤,历史学自身由此破土而出。(17)

  时间之于历史学的意义正如空间之于地理学。在人文学科范围更广的对话中,历史学家是天然的“时间性理论家”(theoreticians of temporality)。(18)

  按照同样的方式,社会学建立在下述事实基础之上:人类个体的生活永远处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结构当中,这种社会关系既产生了聚合的系统效应,也以特定的方式对人类能动者(human agents)做出了局部分子式定义(local molecular definitions)。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19)因此“施动者-结构之争”无疑是社会学永恒的话题。因为“社会结构思想是社会学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的支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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